商朝自建立以来，便以武力为国本，展开了对周围小国长达数百年的征伐。从商朝初期到殷商灭亡之前，甚至在末代君王纣王即位的最后岁月里，他依然在安阳东南的夷人领土上发动战争。然而，在这些战争中天平配资，商朝最强大的敌人之一，必须提到的便是一个神秘的民族——羌。
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，记录了大量商王出征前的占卜内容，而其中提到频率最高的方国之一便是羌。这些甲骨卜辞中，商朝对羌的征伐显得尤为突出。据统计，商王朝对羌的征伐次数最多，规模也最大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商王武丁亲自指挥的大规模征伐，武丁派出了创纪录的1.3万人的大军，并且令自己的妻子妇好亲自领兵征讨。根据甲骨文的记载，妇好率领的征兵队伍曾达到1万3千人，其中包括妇好本人带领的3000人。
尽管商朝最终战胜了羌方，但这场征伐并没有让羌人臣服，甲骨文中依然频繁出现诸如“征羌”、“伐羌”、“截羌”、“执羌”、“获羌”等词语，说明羌方并未屈服于商王朝。更令人震惊的是，妇好去世后的200年，周武王起兵伐纣时，羌人竟然愤怒地加入了反对商朝的九国联盟，这表明，直到此时，羌人依然拥有着强大的实力。
展开剩余80%那么，为什么商朝和羌人之间会有如此深仇大恨呢？从历史的角度来看，羌人对商朝的仇恨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他们遭受了数百年间商王朝的征伐，痛苦难忍。然而，商朝对羌的仇恨，尤其是如此极端的残酷行为，实在让人费解。
首先天平配资，羌人主要活动在陕西关中西部、甘肃东南一带。根据考古学家的研究，位于陕西扶风的刘家文化遗址被认为是羌人文化的代表之一。商朝的极盛时期，商文化曾扩展至陕西关中的西安、扶风一带，然而，这一地区最终逐渐被商朝的势力撤离。由此可见，陕西关中地区实际上成为了商朝的西部边疆，而羌人则是位于商朝边境的一个外部势力。因此，对商朝而言，羌方并不会带来直接的军事威胁。
其次，甲骨文中对周围方国的征伐都有明确的理由，例如征伐土方是因为土方“多次侵犯殷商的土地”，而征伐蓝夷是因为“蓝夷作寇，侵入殷商疆域”。然而，对于羌方的征伐，甲骨卜辞中的记录却相对模糊，没有给出明确的入侵或攻击理由。这就令人不解，为什么商朝会选择对距离千里之外的羌方展开如此大规模的远征。为了征讨羌人，商朝不惜调动数万大军，这对商朝的后勤保障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。
不仅如此，商朝对待羌人俘虏的残忍程度令人触目惊心。每当商王成功征讨羌方并俘获敌人时，常常以极刑处决这些羌人，甚至将其活祭祖先。例如，在祭祖乙时，商王曾记录“伐羌十有五”，即处决15名羌人；另有记载提到“断十牛，羌十人”，即以10头牛和10个羌人一同祭祀祖先。更为恐怖的是，甲骨文中不乏记载，一次征讨中竟有高达300名羌人被残忍杀害。这种做法，表明了商王朝对羌人深沉的仇恨，仿佛誓要将羌族从历史的舞台上彻底抹去。
关于商朝与羌人之间深仇的根源，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。早在1985年，著名先秦史学者杨国勇在《夏史论丛》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：“我怀疑，这些‘羌’人中，可能有许多是逃亡到羌地的夏人，因此他们与商朝之间的矛盾格外尖锐。”另一位考古学家陈梦家也认为，“羌人可能与夏朝同宗”。这些推测并非没有根据。早在春秋时期，《国语》便提到：“羌之先祖四岳，佐夏禹平治水土有功，被封于吕或申，赐姓姜。”后来的《史记》《后汉书》《路史》等文献中也曾提到“禹出西羌”或“兴于西羌”。
如果羌人与夏朝有着某种血缘关系，或者在夏朝灭亡后，部分夏人迁徙至羌地，那么商朝对羌的长期征伐就能找到合理的解释。事实上，商朝的祖先并非与夏朝的血脉有直接联系，而商汤在灭夏之后，还曾下令“不留一人，欲迁夏社”，以彻底斩断与夏朝的关系。如果羌人与夏朝有联系，那么商朝不断征伐羌人，或许正是为了报复这个曾经被视为宿敌的民族。
考古学的发现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支持。在殷墟三期文化遗址中，考古学家发现商王朝的边疆逐渐向内缩退，原本属于商朝西部边疆的地方，逐渐被羌文化所取代。而随着商朝衰落，羌方逐渐恢复并壮大，最终几乎控制了整个关中地区。
然而，到了殷墟四期时，考古学家却发现一件反常的事情。原本属于羌方的文化区域，开始被先周文化所取代。但这一变化并非是通过战争实现的，而是两种文化在和平环境下的融合。通过这些考古发现，可以推测，羌与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融合，这也与后来的文献记载相吻合。周与羌的联姻以及姜姓大族加入周的联盟，都表明两者有着深厚的联系。
那么，为什么羌人最终选择放弃自己来之不易的领土呢？一方面，是周人通过怀柔政策和联姻手段成功拉拢了羌人。更重要的是，羌与周同属夏后氏的后裔，周的始祖后稷的母亲便是姜姓的羌人。而周先公亶父迁徙至岐下后天平配资，继续保持与羌人的婚姻关系。由于商朝与夏朝之间的仇恨，羌人与周的关系逐渐深化，最终双方在共同的敌人面前携手合作，成为了武王伐纣的重要力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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